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世纪在华耶稣会士(3)

三、基歇尔的《中国图说》让中国进入西方知识体系

被基督教主宰的西方世界在与中华文明的接触过程中，始终感受到强烈的反差和冲击。这是一个如此古老而又如此精致的文明，它与航海者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每次登陆后遇见的人群有着天渊之别。而正如面对美洲印第安人时的疑虑，关于中国人的人种问题同样存在。基督教的启示显然不知道有这群人，那他们也在神的计划之中吗？当时在耶稣会或其他教派的学者圈中传播最广泛、影响最大的假说之一，是认为中国人本不是中国人，而是埃及人。这一假说在美洲很有吸引力，面对阿兹台克金字塔（pyramides aztèques）①阿兹特克（或译为阿兹台克、阿兹提克）是存在于14世纪至16世纪的墨西哥古文明，主要分布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因阿兹特克人而得名。——译注，亦有学者认为当地人本是埃及移民。17世纪任教于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Col?legium romanum）、自诩破译了圣书体的埃及学家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就在大著《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1667）中为这一大胆的理论辩护。《中国图说》后来被不断再版和翻译成多国语言，证明了基歇尔的论述在文学界获得了认可②《中国图说》当时有如下译本：China Monumentis，qua Sacris qua profanis，Romae，TypisVaresij，s.d..，fol.（au?tre éd.：Amstelodami，apud Joannem Janssonium a Waesberge et Elizeum Weyerstraet，1667，［fol.，237 p.］；Antwerpiae，apud Jacobum a Meurs，1667［fol.，XIV-246 p.，这个版本是阿姆斯特丹版本的伪造版］；é，La Chine d’Athanase Kircher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illustrée de plusieurs monuments tant sacrés que profanes，et de quantité de recherches de la nature et de l’art，Amsterdam，Chez Jean Janssons à Waesbergae et les Héritiers d'Elizée Weyerstraet，1670［fol.，XVI-367 p.］；，Amsterdam，Johannes Janssonius van Waesberge en de Elizeus Weyerstraet，1668［fol.，286 p.］。英译本的译者是John Ogilby，1669年在伦敦出版。——作者注。这部著作提供的中国地图，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近一世纪以来在华耶稣会的工作成果的启发。无论是通过对生机勃勃的风景、大自然的奇特之处及日常生活的描述，还是通过对现有本土宗教多样性和汉语起源的研究，基歇尔这部在副标题中强调了“文物”和“带插图”的著作，为西方带来了第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中国图说》介绍了彼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这要归功于那些穿华服、写汉文、积极汉化的在华传教士：他们通过在中国的日常活动、科技和传教工作，从一种全新的世界性视角出发，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紧紧联系在一起。

图4 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及其中的中国地图

中国人突然变成了“古埃及失落的后裔”，“重返”圣经的世界。但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纪年表却将历史推溯到所谓的诺亚大洪水发生之前（根据希伯来日历推算法，大洪水发生于公元前2528年）③Shun-Ching Song，Voltaire et la Chine，Aix-en-Provenc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Provence，1989，。巴黎马萨林图书馆藏有一份1722年由西人编写的中国历代帝王年表（馆藏编号：ms.2006，pièce 1，41f）。该表说明中国纪年开始于公元前2697年，这使人不禁思忖它先于圣经洪水的事实。这也使得基督教的学者们必须运用巧妙的说法来驳斥中国历史纪年的准确性。伟大的万有引力之父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1643—1727）就曾致力于此，他写了一本世界年代史纲要（法译本书名为Abrégé de la chronologie de M.le chevalier Isaac Newton，fait par lui-même et traduit sur le manuscrit anglais，1725）①牛顿的编年史考察了埃及、希腊、亚述、巴比伦、所罗门和波斯，但并未提及中国。——译注，但并未获得很大成功。

基歇尔的思想建构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学识渊博的阿夫朗什市（Avranches）主教于埃（Pierre-Daniel Huet，1630—1721）是耶稣会的朋友，也是一位作家。人们猜测他参与了18世纪著名小说《克莱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的撰写。他曾写过很多关于人间乐园的文章，还对古代民族的航海有一定研究。于埃深信中国和印度都曾是埃及殖民地。法国科学院院士梅朗（Dortous de Mairan，1678—1771）在1759年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同年，另一位法国科学院院士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在《论中国曾是埃及殖民地》（Mémoire dans lequel on prouv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nie égyptienne，1759）中提出汉字无疑是由埃及圣书体直接派生而来的。对于此类观点，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表示反对，伏尔泰更是不忘大加嘲讽。1770年，修道院长鲁西埃（Pierre-Joseph Roussier，1716—1792）表示希腊、埃及和中国的音乐同根同源，他还因此曲解了真正熟悉中国艺术的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的著作②鲁西埃是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572）思想的拥护者，著有《古代音乐考》（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an?ciens，1770）。他在书中为“埃及假说”辩护，并在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1779）出版前，以译注和评论的方式曲解了钱氏之意。远在北京的钱德明对此非常不满，他在1781年致鲁西埃的一封信（比利时皇家图书馆馆藏，编号：ms.II 7379）中，用委婉的语气手写了一份对《中国古今音乐考》的《补篇》（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编号：ms.Bréquigny 13），以表达他对鲁西埃假设理论的反对。这份手稿已发表在《鲁汶考古学家与艺术史家杂志》上，作者分别为米歇尔·布里（Michel Brix）和伊夫·勒诺（Yves Lenoir），题为《钱德明神父致鲁西埃院长的一封未被出版的信》（une lettre inédite du père Amiot à l’abbé Roussier）和《钱德明神父〈中国古今音乐考〉之补篇（含注解）》（Le“Supplément”au 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du père Amiot）。钱德明在《补篇》中写道：“和声学家们……可以去将这些研究成果（中国音乐理论）和埃及人与希腊人做的那些比较一下，他们会不无吃惊地发现后者关于音乐的言论早在很久之前就已被中国人以同样的方式提及……是希腊人仿效了中国人。鲁西埃院长说这两者都仿效了一个更为古老的源头。那这个源头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是埃及人或者其他比埃及人和中国人更古老的民族……在等待这些名称及被核实信息之前，我们可以坚持相信中国人所创造的东西。早在黄帝时代，也就是说公元前2637年，他们已经了解了十二律（中国音乐和声的基础）。”——作者注。让—尼古拉·德·圣佩拉维（Jean-Nico?las de Saint-Peravi，1735—1789）紧跟“潮流”，在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故事《观点，或中国人在孟斐斯》（L’Optique，ou le Chinois à Memphis，1763）①孟斐斯，古埃及城市。据佩拉维在序言所述，该书并非他原创，而是一部埃及作品的译本，原作时代未知。——译注中，将一位中国哲学家“送回”他在尼罗河畔的“祖国”。相反，启蒙时代另一位知识分子德堡（Cornelius de Pauw，1739—1799）曾预言美洲是一块没有前途的大陆，而他对于中国的看法则更为现实。1773年，他在柏林出版了两卷本的《关于埃及人和中国人的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égyptiens et les Chinois）。该书以仇华的心态推翻了这一理论，这种仇华的观点逐渐取代了18世纪传统的亲华学说。德堡对美洲的评价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位爱唱反调的人，而面对中国，他从妇女的生活条件、人口状况、饮食制度以及艺术、化学、宗教、政府、建筑（他提到埃及也有“长城”）等角度出发，把埃及和中国这两种文明进行比较，得出埃及要比人们所喜爱的中国更加优越的结论。事实上，上述杰出知识分子无一人曾到过中国旅行。德堡轻率地断定亲华学说是热衷于中国文化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布下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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