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叙事理论中的世界隐喻研究(6)

虚构叙事中，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双向映射带来了“世界”的碰撞和融合，形成了既有别于现实，又有别于虚构的新概念结构。以前面讨论的三个隐喻为例，现实世界中“物质容器”义分布最广，最接近于日常直觉，“心灵投影”义分布最窄，“关系网络”义居中。虚构叙事中“世界”一词的语义分布与此正好相反，形成对称结构。

经过双向映射，现实和虚构融合成新概念结构，“世界”一词的语义分布趋于平均，固然可以说现实是虚构的基底，也可以说虚构是现实的指引，现实和虚构参与到对方的建构过程中，呈现出你中有我，无分彼此，相互支撑，互为界定的融合世界。

“世界融合”说为虚构的阐释提供了新视角，更撼动了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帕维尔在其专著《虚构世界》中提出了虚构叙事研究的两种范式： 其一为分离论，视虚构叙事为语言产品，是孤悬于现实之外的自治领地；其二为融合论，视虚构叙事为与现实对等的世界(Pavel,FictionalWorlds12)。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分界是历史现象，当下的虚构往日为人们奉为真实(Ramsden343)；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分界同时也是社会现象，虚构介入个体建构现实的过程中，其中渗透着个人记忆、文化传承，以及具体情景中的权力关系。虚构既非现实的仆从，亦非现实之外的“自治领地”，现实和虚构相互渗透，互为界定，二者的碰撞和交融形成了真实的生存体验。

“世界融合”说令各种“世界”叙事理论融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的后现代文化潮流中，不仅为后现代文化实践提供了独特的阐释视角，自身也成为“后现代”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叙事理论大家布赖恩·麦克黑尔在《后现代小说》中指出，“本体性”是后现代小说的突出特征，后现代小说常用的叙事手法，例如元叙事、跨界叙事、元历史叙事、非线性叙事、多重宇宙叙事，都与本体问题紧密相关，“这些看似纷杂的现象、标签的背后有着系统规则，处处体现出本体问题的支配地位”(McHale10)。麦克黑尔进一步指出后现代诗学突出了世界和文体所引发的本体文体，“只有以普通文学本体论为参照，才有可能辨别和理解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具体实践”(27)。

对“本体问题”的关注代表了后现代文化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反拨，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语言自指”“能指优势”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世界”和“指称”日渐游离于文学的边缘地带。在后现代文化潮流下，“世界”和“指称”强势回归，无论是元历史小说，还是元虚构小说，都展现出对“世界”和“指称”的强烈兴趣。后现代文化对“世界”的兴趣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截然不同，并非以“外在”现实为文学创作的标准，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去确证“外在”现实，而是恰恰相反，通过“世界”的构想虚设去挑战既有现实观，揭开现实坚硬的外壳，展露出下面想象的内核。恰如林达·哈奇(哈琴)所述，后现代主义在“指称”问题上既不同于现代主义，也不同于现实主义。相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明确接受“世界”和“指称”的存在；相对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强调“世界”和“指称”与想象、虚构的纠结，知识之外纯然客观给定的“现实”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不可接受的(Hutcheon146)。虚构和现实相互渗透，相互界定，形成了真实的生存体验，从文学“虚构世界”可以一窥生存体验的构建方式，其意义不仅体现于文学阐释，更体现于文学以外的社会话语的阐释之中。因此乔纳森·卡勒提出要“反转文学和非文学话语的依存方式和等级秩序”，探讨“虚构”在心理分析、历史等社会话语中的核心作用，倡导“以文学为起点建构普通虚构理论”(Culler7)。从麦克黑尔、哈奇到卡勒，“世界”和“虚构”构成他们文学理论的双轴，各种“世界”叙事理论成为他们所倡导的后现代文化景观的一部分。

结 语

当代叙事研究中“世界”隐喻的介入产生出一系新颖理论——“可能世界”理论、“虚构世界”理论、“故事世界”理论。沿着这些理论所指出的方向，研究者不单可以探究虚构叙事的审美沉浸效应、虚构的认知心理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去探索现实和虚构之间错综复杂、渗透融合的相互关系。借助叙事的力量，或许可以在现实坚硬的外壳上钻一个小孔，去一探内里的样貌——或美丽，或丑陋，或令人慨然泪下，或令人惊恐不安，但一样充满了人性的原动力。

① 目前能够追溯到的最早将“可能世界”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文献是Thomas Pavel于1975年发表的文章“Possible Worlds”, 1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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