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世界地理批评贝尔唐韦斯特法尔教授访谈录(5)

颜：地理批评在本世纪尤其是在最近的十年发展迅速，出现很多新的趋势。您能从地域差异方面和跨学科意义上介绍一下这些新的趋势吗？

韦：简单地拿我、埃瑞克·普瑞托(Eric Prieto)与罗伯特·塔利(Robert Tally)相比，我和埃瑞克的观点有更明显的跨文化比较特点。塔利的研究更聚焦于文本本身，特别是美国本土文学文本，我和埃瑞克处理文本恐怕更偏社会化，更宽泛些。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向两位核实过。从地域方面来考虑地理批评理论本身就是个很有趣的话题，每个国家对此都有不同的理解。比方说美国有美国的方式研究文本空间的投射，还有德国的、法国的、中国的……我曾经很疑惑为什么中国学界对地理批评这么感兴趣，我发现因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地方联系非常紧密。大家因为不同的原因对空间感兴趣。在地理批评这个问题中还包含着许多其他的问题，这是很有趣的。我更多的受法国哲学的影响，但同时也受美国后殖民影响非常深，很多后殖民思想家都是印度裔，比如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地理批评是一种跨学科的批评，它关注空间和地方在小说、电影和艺术中的表征，文学和地理在地理批评中的关系，虽然我的落脚点是地理，我并不认为文学在其中只充当媒介或工具。文学和地理都涉及地方表征，地理通过研究地方表征来研究具体地方，而如果你侧重于文学，就更关注地方表征背后的东西，如思想、心理等等，而我更关注的是地方表征本身。关于跨学科的问题，比如社会学、艺术、建筑等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空间表征，如果把这些表征都拿来进行比较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背后都是关于人是如何理解、认识这个世界的。跨学科意义就体现在这个方面。

颜：您的部分著作目前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或即将出版，因此，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作品被译成中文这一事实以及翻译本身的？

韦：我很高兴我的书被翻译成中文，翻译可以让我有更多的读者，打开更多交流对话的可能。一方面我很高兴我的书被翻译成中文，另一方面，我更期待有更多的中文作品被翻译成法语。因为当我想对中国有更多了解时，我会读几位法国东方学者的作品，比如程抱一、张寅德、弗朗索瓦·于连等，通过这种方法进行文化互动。由于语言的鸿沟，理论的掌握迫切需要好的翻译。中国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翻译过来的很少。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需要的是中文书籍的翻译原版，而不是经过专家学者筛选、阐释后的观点。翻译原版可以让我对中国文论有一个更直接的了解和印象。

颜：在《子午线的牢笼》中，您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手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本书文体上的改变呢？

韦：在这部书之前，我写了几部纯理论的作品，纯理论作品的写作的确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这部作品只有第一章是纯理论内容，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阐释。这并不是说理论是不重要的，而是我希望以一种更具体、更隐喻的方式来对理论进行阐释，强调一种对理论的体会和感知。当然，这也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创作乐趣。我在写这部书的第一章时，采用的依然是传统的第一人称写法。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开始考虑将第一人称改为第二人称。首先，这样可以让你和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我一直以来强调的；其次，用第二人称写作时，你无法在其中加入大量的观念阐释内容，因为叙述人是“你”，而我们不能写“你想……”这样的句子；最后，由于法语特有的性数变化和配合规则，用第二人称写作时，为了避免文本呈现某种明显的性别特征，我会特意选择不涉及性数变化的表达。这是非常有趣的工作。

颜：您采用的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解域实践，与地理批评的内核是相吻合的。

韦：没错。当你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来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时，所面临的困难是超乎想象的。这就会带来两种选择：要么极其傲慢，要么极其谦卑。我选择谦卑，并保持适当的幽默感。当你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没有一定的幽默感是不行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世界太复杂啦，还是回到自己小花园里去吧!可我还是更想站在花园外面。正如古希腊先贤说的那样，你越了解这个世界，你就越知道自己并不了解。

颜：我之所以对形式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是因为这本书所采用的隐喻、意象等诗性语言来讨论理论问题，这种形式与中国古典文论有很多相似之处。

韦：你可能很难理解中国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有多么复杂。几年前，我还不大敢谈论中国文化，因为我了解的太少了。随着与学校里中国学生的交往和阅读法国汉学家的书籍，我对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觉得自己可以试着做些解读了。虽然对我来说，从现在开始学中文有点晚了，但我对新知识，不同文化永远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作为一个世界文学学者，只懂一门语言，不关心他人，永远呆在自己的舒适区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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