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世界地理批评贝尔唐韦斯特法尔教授访谈录(2)

颜：您的地理批评是以城市为分析对象的，小说这一文体作为市民社会和城市生活的产物成为地理批评的主要文本。中国也有文学地理学，但是研究的重镇在古代文学，所以诗歌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您能描述一下以诗歌为文本的地理批评是怎样的吗？

韦：我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诗歌读者，毕竟术业有专攻。不过这不代表地理批评不可以应用在诗歌上，特别是中国诗歌。地理批评应用的关键在于把握好所指和能指，所指也就是现实世界，能指即指与文学再现的关系。这两次中国之行让我意识到中国诗歌和欧洲诗歌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就地理方面而言，中国古诗里关于地方的能指是具体且明确的，这一点与以抽象著称的欧洲诗歌非常不同。这种能指与所指间相对明确的关系就为地理批评在中国诗歌上的应用提供了可能。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诗歌的默认读者问题，诗歌中的明指和暗指对不同的读者是不一致的，我读译本的中国诗词和你们读的母语的中国诗词，呈现在脑海中的景观是有很大不同的，小说就不一样，读原版的海明威和译本的海明威，地方的感知是基本相同的。我们无法忽视在本土文化的长期浸淫下，母语读者与诗歌间所特有的联系。所以，当一个中国读者读中文古诗，一个日本读者阅读俳句时，他们脑海中所呈现的关于诗句中具体地点的信息和画面要比阅读译本的外国读者多得多。

颜：在您的《拟真的世界》这本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学术界一般把发生在上世纪中叶的时空范式转变称为空间转向，但是您提到了两次空间转向，一个发生在前现代意义上的，另一个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您能介绍一下这两次空间转向各自的特点吗？

韦：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也是一个相对较大的问题。在我看来，时间界定空间，反之亦然。我现在教授的课程里有一门“《奥德赛》研究”，重要的参考书目有三本，一本是荷马的《奥德赛》，这个我们都知道；另一本是但丁的《神曲》，《神曲》地狱篇第26节中有对奥德修斯故事的改编，在这个故事里，奥德修斯在寻找世界的边界时越走越远，超出了赫拉克勒斯所说的边界，被上帝带来的一阵飓风带走；第三本是一位西班牙人的笔记，成书于1530年左右。这名西班牙人当年随船前往佛罗里达，在船上担任出纳工作，然而不幸船偏离了航道，又遇上了海难，只有4个人幸存下来，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当地的土著俘获，过了7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才最终与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会合。他本人的经历就是一部《奥德赛》。重要的是，在他被俘的日子里，他开始尝试了解当地土著的社会结构和风土人情，这一点在殖民主义盛行的16世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他采取是一种现代视角，对原住民的世界尝试理解而不是征服，而在当时的殖民者眼中，多样化的世界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的世界，征服者的世界。在这些文本内部，时间转换与空间反应之间的关系紧密，当时间改变，社会就发生改变，空间表征也随之变化，它外面是非常开放的希腊空间观，但同时殖民地意识也开始出现。

这三个“奥德赛”故事第一个发生在古希腊文明时期，这时候的希腊对外部世界是非常开放的，《奥德赛》的故事甚至可以理解为希腊人如何到达南意大利的，讲述希腊如何向世界打开；但丁的《神曲》写于中世纪晚期，他笔下的尤利西斯是一个基督教世界中的希腊人，他不停地朝大西洋走，越走越远，而那时大西洋是一个危险且不可知的世界，虽然他的探险没有成功，尤利西斯本人也因“谋划恶行”和“骄傲”在地狱中煎熬，但但丁已经预感到时代的转变，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必将向世俗的世界开放，新旧世界更替的张力已经开始浮现。在这一点上，葡萄牙人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走得更远。这是欧洲的最后一部史诗，讲述了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穿过好望角开辟印度洋航线的故事。最惊险的部分就在于航海家是如何战胜非洲大陆最南端好望角驻守的巨大的石兽马达马斯托，一个地理上的障碍，最终顺利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这个故事以神话形式，揭示了“神明”已经无法让“人”的壮举却步，欧洲社会必将、甚至已经走向一个无神的现代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开始重新相信自己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这也为邪恶的殖民主义拉开了序幕。

中国的《西游记》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中国去西方(印度)取经便是中国向世界的敞开。这部作品包括了大量的地理信息，讲述到达各个王国的遭遇。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对中国文化及历史的影响。中国社会与欧洲的最大不同就是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神”，在中国信仰体系中最高位的是“宇宙”“天地”。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空间概念。因此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佛教文化在传入中国时是如何被“宇宙化”和“空间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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