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世界地理批评贝尔唐韦斯特法尔教授访谈录(3)

由于缺乏一定的“批评距离”，我们评价今天的时空关系是无法像评价中世纪、文艺复兴一样准确和客观的。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旅行的成本和时间在不断压缩，也就是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旅行的次数和旅行的方式也在不断增多，世界越来越全球化，它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空间化，未经探索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世界的兴起和传播手段的更新，时空关系不再是单一的“一时一地”对应，而变成了“多时多地”的集合对应。不同的文化层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这对世界多极化发展，打破单边垄断是有好处的。与十七世纪相比，我们对世界空间化有了更切身的体验。在现代化社会里，过去单一的时间概念已经不够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时间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我是法国人，你是中国人，我们对于时间、时间延续、什么是过去、过去何时开始又何时终结这些概念都是不同的，甚至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过去我们不会对此产生困惑，可是现在，由于我们开始接触其他文化，这些曾经看似显而易见的概念也变得让人困惑了。

颜：这种转向在知识生成、伦理价值以及社会实践上的意义是怎样的？

韦：在过去，这不是一个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文学不是为社会实践提供思路的，文本就是文本。上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也许能为你提供一些答案，但列斐伏尔是一个社会学家而非文学学者，作为地理学家的苏贾也是这样，那个时期的文学学者不像社会学家一样，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只有在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文学学者中，社会实践内容才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并不多，但社会学家多些、地理学家也不少，我可以给你举出很多这方面的学者。列斐伏尔、鲍德里亚、大卫·哈维都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或者地理学家。

颜：那您认为自己算马克思主义者吗？

韦：我想我不是。作为一个后现代学者，你的研究思路与马克思主义是天然相悖的。你不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也不会是一个宗教人士，必须把自己从各种宏大的框架中抽离出来，后现代就是一个宏大叙事的结束。但现在你很难说，比如法国，法国现在就处在一个不属于任何时期的“介于其间”(in-between)的时代，我无法给这个时代下一个明确的定义。90年代的法国还是一个标准的后现代社会，2000年后，也就是我写《地理批评》期间，法国也还算是后现代范畴，我的社会圈子基本是一个少数人群话语的社会，比如后殖民思想和德勒兹一类的思想家；但最近的十年法国的状态已经完全不是后现代社会了，并不是出现了一种更大的社会框架下的新的意识形态，政治上来看它很复杂，政治变得很虚弱，尤其是左翼力量，我不知道要如何定义它，可能像意大利、匈牙利一样，会发生些很危险的事情。我看不见法国的未来要走向何方。并没有其他的东西，政治愿景上新的未来、新的乌托邦都未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期。就文学和文化而言，后现代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就物质上而言，我们虽然处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流动开放的，而是充满了各种竞争和冲突，文化上更远非如此。我所期待的就是一种在平等关系下进行的全球对话，一种去中心的所有文化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可能这有点乌托邦，但起码在文学和文化上我们暂时可以做到这一点，一种以人类伦理精神为内核的美学交流。这里的伦理超越了单纯的道德，因为道德难免会受到宗教的限制。伦理加上美学意味着社会实践，在美学研究中加入一个伦理维度就是关注社会。所以，我想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社会实践”吧。

另外，我想对我眼中的“伦理”概念做一个简单的补充。你问我地理批评如何应用在社会实践中，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把“伦理”概念加入美学研究时，我们自然就将社会维度引入了地理批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认为的“伦理”并不是说一个人道德高尚，是一个标准的保守主义者之类的，我认为重要的是这种伦理观是非常具体的，就是能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平等有效的交流中来，让每一类文化、每一类宗教都能为这种交流带来新鲜血液，都能在彼此身上获得新知。作为一个推崇世界文学的人文学者，我的角色也决定了我应该为推进这种平等的、相互尊敬的大规模对话服务和工作。

文章来源：《缔客世界 》 网址: http://www.dksjzz.cn/qikandaodu/2021/0223/5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