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世界地理批评贝尔唐韦斯特法尔教授访谈录(4)

颜：那么，在知识话语生成方面，当代社会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呢？

韦：这就是一个哲学性非常强的问题了。我之前谈到了一个“去阶级”的概念，我认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也是从“阶级”向“去阶级”的过渡。所谓“去阶级”就是说，在后现代社会中，同时存在的异质力量瓦解了单一的统治阶级。随着阶级的瓦解，意识形态也会自然瓦解。自文艺复兴开始，现代性谈论的就是“强力量”，单一、绝对的强力思想和一体化，但在后现代，我们谈的更多的则是“弱力量”或者说“弹性力量”，我们强调的是一种随时能够自我调整、自我适应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与“去阶级”相吻合的，同时也为展开平等交流对话提供了可能。这里我借用一个很喜欢的法国哲学家保罗·里格尔关于文学的表达，他说文学就是一个“可能性实验室”，也就是说我们要尝试体验各种不同的可能。文学言语是关于世界的言语，每一本小说就是一个可能世界，就像在电影院挑选电影一样，我们选择一本小说，就是选择了一个可能世界进行体验。还要指出的是，文学中的再现与真实所指间是可以互相影响的，它体现为两种形式。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是在真实所指的影响下产生的，再现与所指相符，还有一种来自对可能世界的想象，我们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想象作品对真实世界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文学和社会是相互影响的。

颜：您在所有论著中都不断强调空间的流动性和解域性，与此同时，空间必须在历史语境下重构，但即使是共时性的瞬间，也是无数的多元异质空间的集合。那么如何在绝对的流动性、多元性和解域性中绘制人类空间“认知地图”呢？

韦：首先，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我们没有重构的必要。流动性意味着事物的不同阶段，新生的和改变的事物出现并不意味着需要对旧事物进行重构，因为空间不是单线的。我常常提到德勒兹的“龙虾”理论，他对我的研究非常重要：在一片看似平静无波的海面下，一列龙虾列队前行，移动和变换是隐藏在静止和稳定之下的。世界不是单线形式，而是一个差异化结构(Heterarchy)，就像另一个德勒兹的重要意象“块茎”，“块茎”植物没有根，等级制度(Hierarchy)就是一个根结构，“块茎”意味着没有起点，没有起点的事物自然也不会有终结，这是一种非常后现代的景观。

颜：我觉得罗伯特·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最终目的是要绘制出一幅“认知地图”，尽管这幅图是隐喻意义上的。

韦：没错，塔利的观念与詹姆逊非常接近，他们更类似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之间有不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不大会喜欢我这种方式，毕竟用这种方式理解现实生活太复杂了，但是就我个人看来，在文学领域中采用这种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文学就是开放空间，需要体验尽可能多得可能性和走向，将文学作为一个纯粹的解域。

颜：在与朱立元先生的访谈中，您回答了文学地理学与地理批评的不同。您认为地理批评最终目的是“回到地理学里”，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您的地理批评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

韦：我非常重视建立文学和世界的关系，这就必须跳出纯文学的范畴，不仅仅局限于叙事、或是单纯的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我希望用一种更宏观、更富实践性的视角来衡量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受后殖民主义影响很深，非常关注少数话语的概念，这都是与世界文学相关的概念，但我希望以一种更宽阔的视野对其进行研究。美国学者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提出了一种翻译研究理论，这一理论不研究翻译技巧，而用一种全球化思路研究译作带来的影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菲律宾作品翻译的例子。当一家美国出版社选择某部菲律宾作品出版时，它考虑更多的是经济效益，所以当它对作品进行筛选时，它并不会选择菲律宾最优秀的作品，而是某位菲律宾作家创作的最符合美国人民对菲律宾期待、对菲律宾刻板印象的作品。这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世界语言间的竞争关系，因为翻译不仅关于一本书，更与语言相关，更是一种全球层面上的关系。所以我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中、文本中，这是地理批评与文学地理学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地理批评的独到之处在于在全球层面上对世界文学、翻译研究和地图表征进行研究，这同时也在全球层面上关注后殖民话语和所谓少数话语，使其能够与中国话语、美国话语、欧洲话语等主流话语进行对话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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