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欧姆定律薛其坤和他的量子世界(9)

车厢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叹：“这么发达！”一切都和当时的中国有特别大的差别，东京到仙台当时两个小时，火车上各种设施，座位，插座，黄色的便利贴，等等，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高级。

上了火车之后，接他的中国留学生给他买了瓶易拉罐的苹果汁，这之前，他在国内只见过易拉罐可口可乐，没见过苹果汁还有易拉罐，一百多日元，细长的，一喝，真好喝！冰镇的，心想苹果汁也能做成易拉罐，太牛了！

他一下子想起自己的孩子，哎哟，这么好的东西，儿子能喝上一点该多好啊。

是啊，可爱的儿子已经4岁了，从儿子出生开始，他就一直不在儿子身边，儿子一直由他妈妈在山东泰安一个人带着。

想着这些他感觉极其内疚。

除了想念妻儿，日本的研究生活还特别地苦，特别地艰难。

导师樱井利夫要求他们：一周工作6天，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准时到达实验室，过“seveneleven”（7-11）的生活。薛其坤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每天就是三件事，吃饭、睡觉、搞科研。连东北大学所在的仙台市是什么样，都了解不多。”

后来，在上《朗读者》节目时，薛其坤告诉主持人董卿，他在日本学习和研究期间有一个挺聪明的主意，就是上洗手间时，在实验室的马桶上打个盹儿，“嗯，不能长了，你要能保证20分钟出去一下，没人注意到你”。

除了体力和毅力上的考验，不懂日语、英语不好则更是精神上的折磨。薛其坤几乎听不懂导师的指令，做实验的时候，他连碰都不敢碰，只能怔怔地看着。身心俱疲的薛其坤到了崩溃的边缘。

再也没有时间，像在山东大学时那样踢球和读小说。

有一次在做实验时，副教授要薛其坤递扳手，结果他没听懂递成了改锥。副教授说了一句“What are you doing”，扭头就走，把薛其坤一个人晾在那里，周围都是实验室的同事，当时他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一个小导师让薛其坤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几千个螺丝摆得整整齐齐，进行严格的分类，他当时一个最直接的感觉这是在侮辱他，但后来觉得，这是一个科学家基本素质培养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日本对实验仪器和工作不熟悉，经常受到批评和冷落。对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掌握仪器、独立操作、进入科研状态毫无把握，一切都是未知。

想妻子，想孩子，想回国，想回家。他坐在学校旁边的广濑河畔，旁边是郭沫若题字的鲁迅故居，望着西边八木山后中国的方向，压抑、委屈、孤独、思念一齐涌上心头……只是想来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业，改善一下生活状况，没想到过程是这么艰难。

好在，经历了地狱般的三四个月后，博士生薛其坤渐渐适应了日本的学习和生活。

好在，一年半之后，在当时的中国访问教授周均铭的精心指导下，他终于厚积薄发，做出了一个科研成果，应该算是东北大学樱井实验室里3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在国际上著名的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论文，在当时的实验室，引起了轰动。薛其坤无意中突然觉得自己“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这时已经是1994年年初，他在实验室里，已经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个，导师樱井利夫强烈希望他就在日本读博士，1994年年初到4月，樱井利夫组织了一个评审委员会，让他简单答辩了一下，就将他变为东北大学的正式博士生。然而一心想回国的薛其坤却一直拖着没去报到和注册。东北大学物理系管研究生的，英语不太好，几次打电话催他，但他硬是一直拖到6月份回国时也没去报到。

不仅如此，他还在离开仙台回国参加博士答辩时，把在日本租住的房子退掉了。

从日本回国参加博士答辩途中，他绕道香港，只待了三四天，但感觉特别亲切，在日本两年，不懂日语，每个周末只能期盼着看一次《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下在香港突然看到这么多中国字，这么多中国人，更加一心想回来，想逃离，他联系了去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士后。

回到中科院，博士答辩顺利通过。日本的导师樱井利夫后来发现他没有报到和注册，离开仙台时还把房子退了，心知他对在日本读博不感兴趣，就表示愿意提供一个permanant job，即助手（可以类比于美国的助理教授）的职位给他。当时日本大学的研究室的人员结构是教授，其下是副教授、三个助手，然后是博士后、研究生以及做毕业设计的本科生。此外，樱井导师还特意寄来10万日元，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祝贺他通过博士学位的答辩，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不算一笔小数目，当时国内的工资一般每月两三百元，樱井教授的言外之意就是希望他回到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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