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武斌：中华文化凭借什么力量走进世界(2)

需要强调的是，能够大规模传播到海外并且产生重要影响的往往是先进的文化形态，而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或异国情调式的调剂和消遣。

1688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贝尼耶为法国王室而作法文本《论语导读》，第一次用法文表达了孔子的思想，“希望能用中国的智慧，来培育欧洲年轻国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希望法国的王公贵族从中“汲取灵感，培养有爱、温顺、质朴和人道的精神”。《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引发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关注，大大推动了欧洲学者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热潮。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中华文化传播到域外，为其他民族接受并经过创造性转化进而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武斌：中华文化的光辉辐射四方，通过种种直接、间接的途径，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并创造性转变为全人类共同财富，促进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位置，首先在于中华文化内在的创造性动力和丰富内涵，以及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一种民族文化，无论曾经多么丰富、多么先进、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不与其他民族文化沟通交流，不仅失去发展动力，难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更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和产生的重大影响。

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认知度，包含多方面维度考量：比如海外受众从哪些方面、哪些渠道了解和认知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覆盖面及触达率如何，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如何等。此外，传播与接受密不可分，传播的效果取决于接受的结果，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文化接受的过程。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包括理解消化和接受的过程。当然，理解和消化并不等同于全盘接受。以佛教为例，我们接受的佛教也不是印度的原始佛教，而是中国佛教学者在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佛教。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也是这样，传播效果取决于海外受众的接受程度。

位于印尼中爪哇省府三宝垄市区的三保洞郑和庙初建于1434年，重修于1931年，是当地著名的旅游胜地。600多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7次下西洋，其中曾5次在三宝垄登陆，和当地人民进行友好交流与经贸往来。三宝垄市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唯一以中国人(三保太监郑和)得名的外国城市。中新社发 冉川 摄

中新社记者：被欧洲启蒙思想家看作“理性之光”的中华文化，是如何通过启蒙运动参与世界文化历史进程的？中西文化和谐共生是如何实现的，意义何在？

武斌：我在刚出版的6卷本400多万字的《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中提到一个观点，即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是非常广泛的。所谓“广泛”，其含义有二：一是指传播的内容之广泛；二是指传播的范围之广泛。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独立思考、独立劳作，还在于积极主动地开展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大规模地引进和吸收其他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就。

中华文化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早期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走之朝鲜，周穆王西狩以及后来徐福东渡等故事，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人把初创期的中华文化向域外传播出去。随着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成长和成熟，随着交通的发达、对外交往的扩大，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内容更为丰富，传播的范围更加广远，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滔滔江河奔腾不息，数千年没有中断，且传播的范围日益广泛，内容日益丰富，影响日益扩大。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同步，中华文化发展自身历史的同时也贡献于人类文明。(完)

日本富士山北麓树立着一块"徐福碑"，用以纪念传说中的徐福东渡。碑上刻录着赵朴初咏徐福的诗句：徐福乘槎竟不回，三千弟子老蓬莱，至今两岸留佳话，花萼城村次第开。综合日本方面的研究，相传徐福在公元前210年受秦始皇之命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寻找长生不老药。徐福登陆日本后辗转各地，给当地带来了当时中国先进的农耕文化，最后定居在富士山麓。至今日本许多地方尚流传着徐福的故事，也有自认为其后嗣者。中新社记者 王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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