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中的坊(4)

關於這一觀點，劉淑芬曾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討論。認爲作爲北魏洛陽及隋、唐坊制的起源，平城城坊的出現，“可能來自遊牧民族的構思”，與北魏初期徙民管理問題密切相關。“徙民的結果是使得都城裏的居民，從種族到身份都很複雜，而成爲計劃城坊制創始的原因”，“北魏平城規劃大規模的城坊，其目的是爲了便利控制和管理”。*劉淑芬《中古都城坊制初探》，頁303，306。宫崎市定雖然未對平城坊制與徙民的關係進行深入的討論，但亦認爲北魏坊制的實施是出於對多個民族進行“分割統治”的需要。見宫崎市定《漢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宫崎市定全集》(7)，頁100。久保田和男追述坊制淵源時亦有類似説法，見久保田和男著，郭萬平譯《治安制度與城市空間構造》，載《宋代開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26。另，前引朴漢濟《北魏洛陽社會與胡漢體制》一文也涉及坊的出現與城市居民管理的關係。由於北魏平城史料缺乏，劉文論證坊制與徙民之關係主要利用北魏洛陽城坊的記載。關於北魏早期的狀況，僅舉出韓顯宗論道武帝事以證在新平城修築城坊時，“就以不同身份、職業分别城坊内的住民”爲證。*劉淑芬《中古都城坊制初探》，頁304—305。然而，如前所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坊，本就指稱圍牆，及具有監察、隔離作用的、用圍牆包圍的特定區域。其出現究竟是遊牧民族的發明，還是漢魏以來的自然發展？其在北魏平城出現的背景及意義又如何？這些問題都需重新思考。*齊東方早已指出，北魏時期的“里”與“坊”並不完全相同，見齊東方《魏晉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學的印證》，《唐研究》第九卷，頁53—84。成一農關於里坊制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北魏至唐代存在所謂的‘坊市制’，那麽更準確的稱呼應當是‘里市制’，因爲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在行政管理還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里的作用和影響要遠遠大於坊”，見成一農《里坊制及相關問題研究》，《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頁111—128。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北魏時期出現的坊，只是一種城市規劃手段，並没有發展成爲可稱爲“坊制”的制度，實際施行的依然是漢魏以來的里制，而坊的涵義亦未超出漢魏以來的意義。因此坊的出現是否是一種基於遊牧民族思想而産生的都城規劃制度，實有反思的必要。

儘管史料有限，但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北魏早期徙民與坊的關係，探究平城郭坊中居民的生活狀態，對於了解北魏平城十分必要。

二 北魏平城的徙民與客

自道武帝定都平城，桑乾河流域的居民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四世紀末開始，隨着一系列征伐與徙民，以拓跋部落爲居民主體的桑乾河流域逐漸發展成爲彙集高車、匈奴、華夏、柔然等諸族羣的人口密集區域。*前田正名《居民結構》，載《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頁23—94。在這篇論文中，前田先生推測平城及京畿地區的人口大概在一百萬人左右。而李憑則推測京畿地區人口不低於一百五十萬，見《京畿概況》，載《北魏平城時代》(修訂本)，頁270—284。不論如何，北魏早期的平城已經與漢魏以來的平城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人口面貌。位於桑乾河支流如渾水畔的平城，居民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下，首先簡述北魏前期平城徙民的過程。

道武帝登國八年(393)，道武帝親討薛干部太悉佛，徙其民於平城。*《魏書·太祖紀》記道武帝破薛干部後，“徙其民而還”(頁25)，未言徙民的地點。姚薇元先生認爲“徙其民還代京”，前田正名先生亦認爲徙民的地點爲平城。見姚薇元《内入諸姓》“薛氏”條，載《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21—223。前田正名《居民結構》，載《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頁63。

皇始元年(396)，道武帝遣將軍王建討斬慕容寶廣寧太守屠各劉亢泥，徙其部落於平城。*《魏書·太祖紀》，頁27；《資治通鑑·晉紀三十》“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六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3428。

天興元年(398)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同年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於代都”。*《魏書·太祖紀》，頁32，34。據校勘記，正月徙民的“三十六萬”當作“三十六署”，則此次徙民實爲十萬餘人。見本卷校勘記(九)，頁46—47。

天興二年(399)，道武帝分命諸將大襲高車，“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又“督三萬騎别從西北絶漠千餘里，破其遺迸七部，獲二萬餘口”，驅之平城，起鹿苑。*《魏書·太祖紀》，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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