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中的坊(11)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下詔曰：

敕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期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别坊遣醫救護，給醫師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魏書·高祖紀下》，頁182。

永平三年(510)十月，宣武帝也曾下詔：

敕太常於閑敞之處，别立一館，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敕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魏書·世宗紀》，頁210。

兩封詔書的時間雖相差13年，但詔書内容基本相同。唯孝文帝稱坊者，宣武帝稱爲館。又前見元詳、元願平的坊館，一名思善堂，一名愁思堂。表一中曾列兩晉坊名，其中西晉洛陽宫中有顯昌坊、休徵坊、綏福坊、延祿坊，史料中也有顯昌館、*《太平御覽》卷一九四 “館驛”條引《晉宫閣名》，頁937上。休徵堂、綏福堂、延祿堂的記載。*《藝文類聚》卷六三“堂”條引《晉宫閣名》，頁1136。這些同名建築，或稱坊、館，又或稱堂，所指實一。同稱坊者，則因其爲帶有圍牆的特定區域和建築。明白以上諸問題後，我們再回過頭來分析關於平城之坊的描述。

首先，關於平城坊出現的時間，《南齊書》記曰“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一般認爲，《南齊書》的記載有誤，應以明元帝泰常七年築外郭爲準。《南齊書》關於平城的某些記載確實不夠準確，*例如，《南齊書》記白登山在平城西南，而實在平城東北。見《南齊書·魏虜傳》，頁985。但將平城坊的修築時間記在北燕亡後，可能因爲這一時期是平城郭城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太延二年北燕滅亡後，北魏在北方的征伐基本結束，大部分徙民在此前的一段時期内遷往平城。此後最大一次往京城的徙民，爲太延五年徙北涼三萬餘家於京師。在此以後進入京師者多爲三五千家。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五萬家南俘被安置在近畿，獻文帝時，來自青齊的徙民則另設平齊郡。可見太武帝時，隨着大量坊館的修建，平城人口已基本達到飽和狀態。由此，《南齊書》記載的時間可能是平城郭坊基本修建完畢的時間，而《魏書》只記載了外郭修建的時間，没有記錄外郭城發展的過程。

其次，如前所言，平城並不是一個經過完整規劃後一次建造完成的城市。隨着徙民的進入，平城外郭經過了較長時間的發展。由於每次徙入的人口數量不同，根據徙民人數修建的坊館，便形成了“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的不同規模。這與北魏洛陽“各週一千二百步”、*《北史·廣陽王建傳附子嘉》，頁616。規劃整齊的坊有所不同。北魏時期，平城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爲王朝的都城。相比長安、洛陽，甚至是鄴城，平城並不具備任何作爲都城的歷史基礎。而在北魏前一百年的歷史中，平城卻由一座邊境軍鎮發展爲北方最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徙民進入帶來人口的非自然增長，可謂是刺激這一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而爲安置徙民而大量出現的館，也成爲平城主要的一種景觀。

再次，北魏平城“坊”的出現，恐非出自遊牧民族的構思，更非坊制的實施。此時的“坊”延續了漢魏以來的含義，特指有圍牆圍繞的特定區域及建築，平城實際實施的仍然是里制。

從天興元年道武帝移都平城開始，平城在歷史上第一次作爲一個朝代的都城開始了大規模的營建。對於長期過着遊牧生活的拓跋統治者來説，都城建設的最好模本便是中原城市。拓跋珪最初建設平城宫城的設想即是“模鄴、洛、長安之制”，*《魏書·莫含傳附孫題》，頁604。而對於郭城的修建與管理，最直接便利的方法也是承襲漢代以來的里制。天賜三年(406)，道武帝修築灅南宫，“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塗洞達”，*《魏書·太祖紀》，頁42— 43。即是此例。北魏平城雖無明確的記載，但可以推測，平城打算修建的，也應是里。這一點，還可參考北魏洛陽外郭的營建。宣武帝景明二年(501)，洛陽修建三百二十三坊，每坊周長爲一千二百步，即方三百步。而洛陽城中，“廟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從規模上看，坊即里，二者大小相同。*參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迹輯錄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頁42—52。又，洛陽“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五，頁349。里正爲流外四品，後進至勳品，而官品中没有坊正。從里正的設置來看，洛陽的坊實際也是里。而洛陽出土的北魏墓誌中，幾乎不見坊名，只見里名，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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