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世纪在华耶稣会士(4)

在这里看到的中国人不是根据世俗观念描绘的，而是根据事实记录的。我们必须承认，以这种方式评价，他们的形象变差了许多。真正的学者早已发觉，这些亚洲人一直以来的美好声誉是建立在那些只习惯往好处看的传教士在欧洲的传播热情上的。然而，有一些作家不想着迷途而返，不去纠正如此多的错误和片面之词，反而在吹捧中国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从来不去仔细考虑他们是否值得这种称颂。②C.de Pauw，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égyptiens et les Chinois，t.I，Berlin ：，1773，p.V.

作为普鲁士国王的子民和一名新教徒，德堡显然字字针对耶稣会，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感。他论证的巧妙在于指出亲华开明之人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他看来，耶稣会在欧洲宣扬的美好中国模式，是现代性、进步和自由观念的公敌所捏造之物。德堡的观点非常重要，他的书出版，意味着欧洲启蒙时代亲华倾向的终结和早期陈旧中国形象的再现，这一割裂在19世纪随着欧洲民族帝国主义计划的提出而再度扩大。

四、耶稣会的亲儒著述及其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

就法文文献而言，耶稣会对中央帝国的叙述和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产生了很多作品，主导了启蒙时代的中国形象。这个主题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在此仅强调几个方面，以交代那场争论的背景。在日本对西方天主教关闭大门之后，耶稣会士（以葡裔为主）作为“印度使徒”圣方济·沙勿略（Fran?ois Xavi?er，1506—1552）的门徒，以“桥头”澳门为起点，将传教主力集中于中国大陆的外围地区。在明朝最后几十年间，法意传教士抓住了门户开放的机会，力图融入中国社会，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将中央帝国引向基督教启示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变为“他者”，或者可以借用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告诫“与犹太人在一起，成为犹太人，以战胜犹太人”（哥林多前书1：9，20），将其引申为“与中国人在一起，成为中国人，以战胜中国人”。前文关于“中国起源于埃及”的奇谈，主张的是把“他者”变成“第二个自我”或者类似的人。耶稣会的活动策略则与之不同，他们倾向于消除自己作为欧洲人奇特而神秘的个体殊异感，将自身融化于儒家传统礼仪的熔炉中。该策略是“礼仪之争”的源头。如前文所述，利玛窦是成功实现这种文化融入的第一人。他在肇庆穿着佛教僧侣的长袍宣传天主教义（一神论）和中文版的十诫（《祖传天主十诫》），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共同出版了一本看似来自佛教的教理书《天主实义》，删掉了一些讲述终极真理的天主教信条。整本书使用中文撰写，用词优雅，以书籍的经典形式，即异教徒与欧洲学者的对话形式呈现。两位神父因此得到了本地官员的重视和保护。“本地化”（inculturation）①Y.Raguin，“Un exemple d’inculturation，Matteo Ricci”，Lumen Vit?，1984（39），策略的第二步是在1593年放弃僧衣而改穿了儒家士大夫以红色丝绸制作的华服，转向亲近儒家人文主义。在他们看来，儒家学说更适合对中国人进行宗教教育，至少早期儒家的形式如此，而非朱熹（1130—1200）倡导的带有唯物色彩并成为统治思想和科举考试的基础的理学。利玛窦把孔子视为“文人的领袖”，他将孔子与一种有神论形式联系在一起，这种形式建立在存在一位赏罚分明的神（指上天或天公）的基础上。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倡导同一学说的伏尔泰亦在儒家思想的智慧中寻找到某种“伏尔泰思想”②Shun-Ching Song，op.cit.，。利玛窦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证明了“本地化”策略的成功，而在推行这项策略的同时，他向中国士大夫积极传播后者渴求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可以说利氏策略是耶稣会在华活动的基石。

图5 汤若望的科学书信

从17世纪中叶到1773年罗马教宗解散耶稣会这段时期，亲儒传教士文献存在两种类型，法文版著作是占大多数的：第一类是见证式文学，如著名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这种文学形式须凸显其“他异性”以激发和维持传教热情；第二类文献是“本地化”策略和1692年康熙容教令的附带产物，耶稣会必须“如同文人和学者一样在中国生活”，于是圣依纳爵的门徒燃起对中国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兴趣，尽管这些领域并不属于福音领域。例如火炮之于天文学家汤若望（Adam Schall，1591—1666），绘画之于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和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

在这种情况下，“他异性”之感不复存在，耶稣会士们似乎必须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实用的道德人文主义儒家学说与基督教的斯多葛派思想相似，耶稣会士们非常受用，这成为他们从“西夷”脱胎换骨的有力保证，使他们积极融入中国社会。《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自1702年起连续在巴黎刊行，直至1776年完结。这系列著作共34卷，涵括耶稣会在世界各地区的传教活动之叙述，而在此之前的16世纪，传教士写给长上的信函就开始被印刷，后来被重编再版。从巴西到日本，葡籍耶稣会士无疑冲在了布道的最前锋。但若仅谈及中国，法国耶稣会的步伐也并未落后。那些从1632年起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新法兰西发生的事情的记述》（Relation de ce qui s’est passé［…］en la Nouvelle France，新法兰西即今加拿大）的法国神父，也是环球旅行游记的作者，比如17世纪有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1591—1660，其游记出版于1653年）③罗历山的游记《罗历山神父1618—1653年间在中国及东方其他国家的旅行和传教活动简述，写于从中国返回罗马后》（Sommaire des divers voyages et missions apostoliques du de Rhod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à la Chine et autres royaumes de l’Orient，avec son retour de la Chine à Rome，depuis l’année 1618 jusques à l’année 1653）由巴黎朗贝尔（）印刷厂出版。——作者注、陆方济（Fran?ois Pallu，1626—1684，其游记出版于1668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其游记出版于1684年）、菲利普·阿弗里尔（Philippe Avril，1654—1698，其游记出版于1692年）①阿弗里尔的游记《在欧洲不同国家和亚洲地区旨在发现通往中国的新道路的旅行》（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entrepris pour découvrir un nouveau chemin à la Chine）在巴黎克罗德·巴尔班（Claude Barbin）印刷社出版，《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在1692年3月10日和24日刊登了两期书评。——作者注等等。他们的环球游记促使中国成为当时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和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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